这是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1942年7月3日写于香港的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开头的几行句子。诗中的“湖”指的是杭州西湖，戴望舒小时候家就在西湖的附近，在戴望舒记忆里，西湖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而他尤其不能忘的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这两个加了括号的诗句，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那座繁花似锦的美丽城市。
　　戴望舒写作这首诗篇时，他刚刚从日军的监狱里被放出来。——1942年的春天，戴望舒在香港被捕并被投进日军的监狱，此后，经过挚友叶灵凤的全力奔走营救，5月30日，戴望舒才获释出狱。7月3日，戴望舒写下了这首凝重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载《龙套集》，冯亦代著，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一文里说：出狱时，望舒变得非常虚弱，“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戴望舒的香港的同事郑家镇，后来在回忆文章《我认识的戴望舒》(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中描写过望舒当时的哮喘情况：“好一副书生气质，患哮喘，冬天穿较多衣服，少不了围巾，手中总有一条白手帕，似是患了重伤风，老是医不好的重伤风。”北塔所著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说：狱中生活跟戴望舒几年后的英年早逝直接相关。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上海。在沦陷区的上海，已成文化名人的戴望舒，根本不愿为襄赞日本写任何一个字。他在他当时编译的《现代土耳其政治》(这部书的蓝本是奥地利学者诺贝特?德?比肖夫所著的《土耳其在世界中》)的《编者赘语》里借口赞扬土耳其民众的觉醒而呼吁本国同胞：“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死战。”戴望舒可能上了日本宪兵的黑名单，他也隐约感受到了这种阴影。1938年5月，戴望舒挈妇将雏与叶灵凤夫妇一同乘船来到当时尚未陷落的香港。
　　戴望舒一到香港，就主持了《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的编务。戴望舒有意借《星座》来做抗日宣传之事。由于戴望舒在文坛上的大名和他的人缘，他主持《星座》在约稿、用稿上以抗战为核心，所以《星座》很快就成为抗战文艺的一个重要据点，如郁达夫、徐迟、萧乾、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等全国一大批作家，就被戴望舒团结进了《星座》为据点的香港抗战文艺事业之中。戴望舒还“曾写信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名流学者，请他们专为《星座》写一点文字，纪念他们的抗战两周年，使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现状，并使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到榜样、激励”(见《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第41期，1938年9月10日第14版《编者话》)。
　　1938年底，应总部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邀请，戴望舒参加了香港分会的筹备工作，负责人是1938年底南下香港的楼适夷。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由于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英国与日本还是友邦，所以英方对日本军国主义实行观望态度和绥靖政策，香港当局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时，协会名称不得不改作留港会员通信处。协会名义上由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当家，实际上的领导工作，差不多都落在了戴望舒的肩头，大家愿意围绕着望舒展开工作，因为望舒一手操持起来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是一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参见《江南小镇》，徐迟著，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圣诞节”。
　　日军控制香港后，立即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在港知名华人，包括戴望舒在内。戴望舒活跃的抗战姿态，很显然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本宪兵动用酷刑审讯戴望舒，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文艺界抗日人土名单等资料。
　　戴望舒在狱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所受的酷刑和折磨，是非常惨烈的，这使他出狱后仍无法摆脱这噩梦，过了两年之后，1944年1月18日，他在写《等待(二)》一诗时，还记忆犹新地写下了这样叫人刻骨铭心的句子：
　　         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
　　         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
　　         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起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北塔在《雨巷诗人——戴望舒传》里说：“如果不是亲身所受，望舒怎么会写得如此具体可感、撕肝裂肺?!”这也正如方锡德所说：望舒“作为敌人的囚徒，在敌人的地牢里，饱尝了肉体的大痛苦，体验了死亡的大考验”(见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紧接着上面对酷刑的描述，诗人“充满韧劲和豪情地写道”：
　　         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
　　         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戴望舒在狱中还写下了可以称得上是他一生的代表作《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
　　请想一想，“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这些句子所藏着的戴望舒对“死后的境地”的想象，是“多么宏阔而高远”(北塔语)。这是戴望舒在狱中惟一留下来的诗篇，戴望舒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27日。这是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但是不是真的题写于壁上，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是写于纸上，那么又是如何藏匿的呢?按北塔的分析，“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这样赤裸裸的反日、反侵略的言论，恐怕是不能被日本宪兵看到的，如被发现，戴望舒肯定会被施以更加严酷的刑罚，至少要延长关押的时间，怎么可能到了5月就释放了呢?姑且录此，聊备一说吧。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继续读下去：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北塔分析说：他的手掌之所以是“残损”的，可能是因为监狱的酷刑，也可能是因为生活的磨难。他的手掌虽然已经“残损”，但他还要用它们来抚摸，而且抚摸的不是个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是“广大的土地”、“无限的江山”!他把祖国的版图想象成一幅画，刻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然后一任自己的手指一角一角地摸索。虽然这用手掌摸索国土的意象可能来自许拜维艾尔《遥远的法兰西》中的诗句“我用饥渴的手，／寻找遥远的法兰西”，但戴望舒化用它而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强烈而深沉的故国情感。法国汉学家苏珊娜?贝尔纳《生活的梦》(载《读书》1982年第7期)里，给予这首诗相当高的评价：“在这篇作品中，诗人竭力把前期经验——形象的感染力(对每个地区的描写，都力求概略而精确)、强烈的感受(芬芳、微凉、彻骨的寒冷、从指间滑出的水等)——与新的内容和新的感情结合起来。”“……此作处于戴诗过去、现在、未来的交叉点上。新的抒情，坚定而自信。诗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声音，它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低吟，也没有了失望的悲苦，它转向世界，朝向每一个人。”
　　当我们读完戴望舒这首《我用残损的手掌》，没法不想起戴望舒的成名作，那首写于1927年的《雨巷》。写《雨巷》那段日子，戴望舒正短暂蛰居于他的故乡杭州——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同一个诗人，而前后写出如此不同的诗篇。
　　这个杭州的“雨巷诗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5日出生于杭州，在杭州他度过了少年生涯，直到从宗文中学(即后来的杭州第十中学，后来又屡经更迭组合，2005年4月扩建重组后更名为杭州宗文教育集团)毕业，1923年秋，戴望舒从杭州的之江大学投考有“武黄埔，文上大”之称的上海大学，进入文学系学习，并旁听社会学系的课程。
　　20世纪20年代的“雨巷诗人”，岁月的磨炼，而最终写出了意境开阔的大诗篇。这是大时代的磨炼，更是诗人内在的人格、精神的底子里，就存了这样的“潜质”，所以也才能够不为苦难所摧毁，而是愈挫愈奋。
　　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有了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他曾在1920年初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一本一时颇为走红的通俗文学杂志《红》上发表过一则颇有寓意的笑话：一胆小鬼问一水手，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死在哪里?水手答都死在海里。胆小鬼又问水手何以还要去航海?水手没有正面回答，反问胆小鬼他的祖宗三代死在哪里?胆小鬼答床上。水手讽刺胆小鬼既如此何以还要天天晚上上床睡觉。正如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所分析的，这个故事的写作里，已显露了他非凡的对位法结构能力，这种叙事模式在他以后的诗歌之中用得极为普遍。这则笑话，显然并不属于娱乐文字游戏之作，而是怀抱着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
　　超越个人的关怀，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在心底埋下了。1923年元旦，戴望舒和他的几位少年文友，创办了旬刊《兰友》，戴望舒自己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家里。在民国时期，5月9日是国耻日，因为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武力逼迫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戴望舒《国破后》一文中沉痛地写道：
　　全国同胞所痛哭流涕的国耻日，在民国十二年的日历上发现了……如今我们《兰友》在这国耻日来作一个爱国的呼声。
　　这一篇文章，令我们联想起戴望舒写于抗战中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等诗篇。或者说，这种与民族、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情怀，这种超越个人的关怀，从少年到中年，在戴望舒是一以贯之的，他写于抗战中的诗篇，与他中学时代在杭州写成的文章，其精神深处原是一脉相承的。
　　戴望舒在香港结出的艺术与人格精神的果实，种子却是他在杭州的少年时代里就埋下的。

4.作者资料

戴望舒的“星座”情结

李菁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们自然想起无数在抗日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这其中除了与日寇面对面浴血奋战的无畏战士，也有在文化战线同日寇殊死搏斗的知识分子。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戴望舒1905年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青年时代即开始新诗创作。其作品十分讲究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锤炼，追求朦胧隽永的灵动意象，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代表。

戴望舒早期作品多抒发个人情怀和生活遭遇，情调较为低沉，有落寞和厌倦之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改变了诗人的命运，使他走上一条为中国而歌唱的战斗历程。
　　“八·一三”日寇悍然侵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纷纷逃离虎穴，戴望舒与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辗转千里抵达当时相对安全的香港。
　　此时著名实业家胡文虎先生正筹办《星岛日报》，急需副刊编辑，朋友介绍戴望舒前去面谈。胡文虎父子对戴望舒慕名已久，由他来主持报纸副刊可谓最佳人选。
　　双方一拍即合，戴望舒便出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他为副刊起了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
　　戴望舒在创刊词中说：“‘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的日子早些终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比日下痛快些。‘星座’将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试想，没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何来如此姿态鲜明的发言？
　　戴望舒名声大、人缘好，由他主持报纸副刊很有感召力，海内外进步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萧军、萧红、娄适夷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
    戴望舒利用手中阵地，凭借香港的特殊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心中的“星座”。由于《星座》办得好，《星岛日报》自然声誉日隆、订户大增，很快跃为香港主流媒体。由此也足可见办好一张副刊对于提升整个报纸品位的重要意义。
　　随着日寇气焰日益嚣张，港英当局为维持英日关系，对宣传抗日的媒体“防范”日紧，《星座》自然成了新闻检查官的主审目标。戴望舒就尽量在版面上回避敏感的文字，搞借古讽今、张冠李戴，实在难以应付时，便“开天窗”以沉默抗议，有时更在文后加注“此处删去百余字”等字样——这分明是对当局文化专制的无声抗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及南洋诸岛。戴望舒因主持《星座》副刊“对抗皇军”被捕入狱，《星座》也被迫停刊。在狱中，这位“雨巷诗人”威武不屈，写出《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战斗诗篇，寄托了一位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戴望舒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抒发了对苦难中国的一片深情，表达了他对抗日根据地的由衷向往，他用“残损的手掌”抚摸祖国“广大的土地”，手指沾满“血和灰”，发现遥远的地方却有“完整的一角”，那里充满“温暖和明朗”、“是太阳，是春”，他要用“残损的手掌”去开拓“永恒的中国”！全诗26行一气呵成，倾注了一个“阶下囚”爱国思乡和抗日到底的坚贞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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