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主持完成的《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研究》课题报告指出，将义务教育定位为“地方事业”不够全面，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的新形势下，应该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建立起合理的费用分担体制。

报告认为，作为一项具有明显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作用远远超越了地方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而且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整合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剧，教育的外部效用更加突出。因而，把义务教育视为地方事业由地方负担费用，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过去，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以及收取学杂费和社会捐资等。农村曾流传“吃饭（指教师工资）靠政府（即财政供给），建设（包括危房改造）靠附加”；“财政收入保工资，教育附加保运转，教育发展靠集资”等顺口溜。这其实是对农村延续已久的教育经费投入格局的生动概括。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筹措农村教育经费的原有格局不复存在。据安徽省教育厅2002年的调查，费改税后，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左右，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缺口却急剧扩大。尽管国务院有关文件要求，对因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而形成的教育经费缺口，要从增加的农业税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中予以安排，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

1985年教育改革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这种体制下，农民成为教育费用的主要负担者，教育附加、教育集资和学杂费加重了农民的沉重负担。税费改革后新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力度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县级政府（尤其在贫困地区）遇到新的困难。课题组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但初等义务教育基本是一种完全的公共产品。而且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义务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不应通过市场，而应由政府调节，经费投入应纳入财政供给范围之内。对农村义务教育而言，则应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尤其对贫困地区，要相对集中地以中央政府投入为主，建立一种新的“上级政府买单，基层地方政府主管”的投入和管理体制。

报告指出：合理的教育费用分担机制应该是，初等教育占总教育经费的50%左右，初中阶段教育占20%左右，即义务教育占70%左右。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逐步建立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合理分担的机制，即高等教育增加学生及其家长承担教育成本的份额，扩大高校自筹经费的比例；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经费主要由企事业单位、用人单位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