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凯瑞

　　孟子直言不讳，放语不惮，什么事都敢议，什么人都敢言。

　　孟子善辩，他能在复杂的论辩中，纵横捭阖，往往置对手于理屈辞穷之境，而自己则始终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方面源于他的游说充满了严密的逻辑性；另一方更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可以说，在孟的子身上，最为充分地展示了战国时期文士那种特有的奋发进取的精神。

　　《寡人之于国也》记载的就是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对话是由梁惠王的“疑惑”而引起的。梁惠王自以为对国家的治理已十分“尽心”，他的“尽心”，具体表现在“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尽管邻国之政不及他如此“用心”，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梁惠王是有野心的，他所采取的“移民移粟”的措施，是渴望能借此增加兵员，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实施其问鼎于天下的政治目的。

　　孟子深谙其人，“王好战”的快人快语，一下就点中梁惠王的要害之处，揭露出他所谓的“移民移粟”的虚假性。“请以战喻”，孟子没有直接回答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而是以梁惠王熟悉的战事设喻。显然，孟子所设的“以五十步笑百步”故事之喻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是孟子有意设置的一个圈套，诱使梁惠王不自觉地钻进去，从而以子之矛攻之盾，而且还寄托了特殊的寓意。那就是梁惠王所谓的“尽心”与“邻国之政”的不“用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上和数目上的不同而已。这也就暗示了“民不加多”的根本原因。“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就是一种必然了。那么，如何才能使“民加多”呢？孟子便牵着梁惠王的“牛鼻子”，顺着自己思维的轨迹，一路走得快步如风。

　　说起“王道”，论及“仁政”，孟子更是游刃有余。

　　先说“王道之始”，那就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人的一生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两极，也就是“生”和“死”了。能使生的人无憾，活出生命的滋味；能使死的人也无憾，死得其所，这无疑是站在对人终极关怀的高度，充分显示了孟子思想内核的人文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阐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具体措施时，提出了三个要点。如果说第一个要点“不违农时”是对人本身的关注的话，那就是希望统治者不要因满足一己之欲念，而不管是在播种的清明、谷雨，还是在收割的立秋、处暑，一律肆意地滥用民力。那么第二、三个要点“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是对人们生态环境的关注了：任性地滥捕乱猎，随意地滥砍乱伐，都将直接地影响人的“生”和“死”的质量。

　　再说王道之成：“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衣帛食肉”，在兵连祸结的战国时期，那可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孟子不遗余力地描绘着这种梦幻变为现实的可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当“养民”在物质上有了比较充分的保障时，还得在精神上教化民众，而“教民”的途径，就是“谨庠序之教”，借此“申之以教悌之道”，来达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样一个溢满人文关怀的境界。

　　孟子层层铺叙，其理想世界被他渲染得有声有色，他为梁惠王展示了一幅极为美好的前景：“不王者，未之有也。”

　　当梁惠王全然浸沉在诱人垂涎的梦幻里，彻底地成了孟子思想的俘虏时，孟子并未忘记最后的顺刺一枪，那就是现实中令人发指的虐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针对统治者将这样现状的造成全然归罪于年成的推诿，孟子更是一针见血——“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反问，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正是因为孟子怀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对人对物的人文关怀的胸襟，孟子才不囿于儒家学派谦谦君子风范的约束，而兼采纵横家雄辩滔滔的语势，将自己仁政的主张、民贵君轻的思想，兜售得外圆内方、绵里藏针。虽说这样的思想无法满足当时统治者争功求利的紧迫需求，甚而被人以为“迂远而阔于事”，但将其置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思想却充满着一种魅力，而思想魅力是不灭的，是最为持久的。

　　附：《寡人之于国也》